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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财经首席财经周刊2017.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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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5 09:04:1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二季度数据超预期:新旧产能共振、运行质量提高》:研究员认为,从二季度经济数据不难看出——旧产能已实现一定出清,结构优化后传统产业有了复苏的迹象;新动能影响与日俱增,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加。新旧产能共振下,二季度经济数据超预期也就不足为奇。研究员进一步认为,如果时至十九大之后,这种新旧产能共振的局面还在延续,我们不排除中国经济增长重新加速的可能——在传统产能持续出清,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加上房地产租购同权、棚改区等一系列供给端改革带给房地产业更多的发展空间,以及新经济、新动能的不断发力,无论是新旧产能都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生机。

周期品涨疯是供给侧改革攻坚取得阶段性战役成功的体现》:近期周期品已然涨疯,投资者还敢上车吗?研究员认为,周期品长期投资机会值得期待。一方面从二季度经济数据不难看出——旧产能已实现一定出清,结构优化后传统产业有了复苏的迹象;新动能影响与日俱增,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加,新旧产能共振下,未来周期品的走势更值得关注。另一方面周期品的这一次上涨更是对于此前的供给侧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的一次奖励。虽然后面的过程看起来比较困难,涉及到国企降杠杆,“僵尸企业”清理等关键性步骤,但基于此前较好的供给侧改革基础,经济运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未来供给侧改革进展仍然相对乐观,具有有一定持续性。相应地周期品也将有持续性政策背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员认为周期品长线布局机会值得期待,但是这个长线机会多久才会到来,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毕竟在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总存在这样那样的反复过程,相应地周期品行情也存在回调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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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数据超预期:新旧产能共振、运行质量提高

是什么造就了二季度经济增速的超预期呢?
6月工业增速回升与6月制造业PMI、发电量增速双双反弹等一系列工业数据都表明在近两年的持续去产能下,传统产业已实现一定出清,企业生产效率得到一定提高,盈利面有较大改善,工业生产或正实现复苏;同时从房地产数据转暖和各地政府最新政策动态来看,无论是“租购同权”还是“棚改”,各地都正在试图为房地产投资寻找新的出路——通过房地产供给端的改革,以供给来带动需求,未来能给房地产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综合来看,从二季度经济数据不难看出——旧产能已实现一定出清,结构优化后传统产业有了复苏的迹象;新动能影响与日俱增,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加。新旧产能共振下,二季度经济数据超预期也就不足为奇。
新旧产能共振下,二季度经济数据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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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员看来,一方面,二季度经济数据的亮眼与传统行业的改善——工业生产和房地产数据的转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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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方面,销售和土地购置向好,房地产投资6月增速上行。6月地产投资当月增速7.9%,比5月上升0.6个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速10.8%,上升了2.4个点。分地区看,东部和西部投资同比提高1.3个点而中部回落了3.6个点,投资的重心仍在大都市圈附近。受近期大中城市销售降幅缩窄以及三四线热销的影响,全国商品房销量6月同比21.4%,明显回升。待售面积同比降幅则扩大1.1个点,商品房库存去化效果明显。房企到位资金同比增11.2%,提高1.3个点,定金及预收款增速仍在22.7%的高位,个人按揭贷款增速较上月下滑了1.9个点。在低库存和三四线棚改货币化加速推进的带动下,房屋新开工面积6月同比14.0%,明显高于5月5.2 %。5、6月份政府供地提速,百城土地供应同比连续2个月保持在12%以上。预计在新开工火热、房企资金充裕、土地供应成交上升以及地产低库存的带动下,年内房地产投资仍将超预期。
事实上,从各地政府最新政策动态来看,无论是“租购同权”还是“棚改”,各地都正在试图为房地产投资寻找新的出路。或许在中国一二线城市正迈入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道路上,通过房地产供给端的改革,以供给来带动需求,未来能给房地产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研究员在《李克强总理最新讲话已定调上半年、谋划下半年!》中已指出,李克强总理在7月初的国务院会议和相关座谈会上,充分强调了新经济、新动能上半年经济工作成绩的作用——消费贡献率、第三产业比重、新动能支撑作用上升。具体来看:一是消费贡献不断上升,二季度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7%以上,与美国水平相近,鉴于特朗普大搞基建,而我们消费的势头有增无减,因此未来消费贡献率或赶超美国;二是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50%,同时这一比重不断扩大,预示着经济结构出现转折性变化;三是新经济、新动能的蓬勃壮大,新动能对我国经济的支撑力目前已达30%。
综合来看,从二季度经济数据不难看出——旧产能已实现一定出清,结构优化后传统产业有了复苏的迹象;新动能影响与日俱增,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加。新旧产能共振下,二季度经济数据超预期也就不足为奇。
在研究员看来,如果时至十九大之后,这种新旧产能共振的局面还在延续,我们不排除中国经济增长重新加速的可能。事实上,研究员在此前就已反复强调,在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历经了近两年的去产能、近一年的去杠杆之后,即使二季度经济数据回归常态,但也能彰显出中国经济运行质量的有效提高。而现在,二季度经济数据的超预期则表明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要比我们此前预期的状况更好,供给侧改革取得的成效要比我们前期想象的更多。
研究员在上一篇研报中已指出,二季度经济数据超预期正彰显出供给侧改革下中国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
一方面从政治属性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找准定位,国内经济调节结构错配获取动力转换节点的最关键性因素。
◆研究员认为,正是基于政治属性和宏观经济学原理这两个方面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周期品的这一次大涨不仅仅是因为当前传统产能已实现一定出清,供需格局有了较大改善,更是对于此前的供给侧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的一次奖励。
如何看待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方面从政治属性上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找准定位,国内经济调节结构错配获取动力转换节点的最关键性因素。
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调整,需要我们“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供给结构错配等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在2016年1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用“衣领子”、“牛鼻子”来强调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他说,这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能否抓住这个“衣领子”、“牛鼻子”,是保证“十三五”发展开好头、起好步的关键,是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获得全胜的关键。
另一方面从经济学原理上看,供给侧改革通过供给端优化来改变需求状况,能给经济带来更多活力。
但值得注意的是,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在经济学原理上有一点相同——都通过改变供给来改变需求状况。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一方面传统产能高度过剩,某些产品库存高积,另一方面国内需求并未衰退,国人热衷于海外代购的冰火两重天局面。显然这是因为供给端滞后,与需求端存在严重错配所致。因此我们看到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频频强调“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就是希望在实现传统产能出清后能腾出空间为市场提供有效供给。
近期周期品的大涨正是对供给侧改革阶段性成果的确认
的确,近期钢铁、煤炭、有色从期市到股市上的一片火热,是因为当前传统产能已实现一定出清,企业盈利面有了较大改善,经济运行质量大幅提升在市场上有所反应,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周期品的这一次上涨更是对于此前的供给侧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的一次奖励。也正是在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方向下,前期经济结构优化所付出的成本才并未沉没,当前中国经济“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的改善也才能在资本市场上有充分的反馈。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认为,未来周期品的长期走势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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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品涨疯是供给侧改革攻坚取得阶段性战役成功的体现

研究员对此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另一方面研究员认为,周期品的这一次上涨更是对于此前的供给侧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的一次奖励。事实上供给侧改革已为你将下半年的人生规划好,本轮周期品的疯涨不仅仅是简单的产能修复、供需格局改善,更是整个供给侧改革攻坚到现在阶段性战役成功的体现。
供需皆有改善下,近期周期品一片疯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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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周期品的近期大涨与是供给端和需求端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去产能继续推进,供给端持续收缩,以钢铁行业为例,严打“地条钢”下,截至5月底,全国已压减粗钢产能4239万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84.8%,因此虽然当前钢铁产能利用率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状态,但整个钢铁行业仍是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季节性因素加上二季度经济数据尤其是传统动能的“小超预期”,周期品需求仍然相对较强。
那么周期品已然涨疯,投资者还敢上车吗?
一方面研究员已经指出,从二季度经济数据不难看出——旧产能已实现一定出清,结构优化后传统产业有了复苏的迹象;新动能影响与日俱增,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加。新旧产能共振下,未来周期品的走势更值得期待。
另一方面研究员认为,周期品的这一次上涨更是对于此前的供给侧改革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的一次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员认为周期品长线布局机会值得期待,但是这个长线机会多久才会到来,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毕竟在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总存在这样那样的反复过程,相应地周期品行情也存在回调的可能。



焦点透视




下半年楼调政策大概率“按兵不动” 但警惕热衷并购的房企!

甚至,从日前九部委发文要求“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且一口气选定12个试点城市”的态度来看,决策层面似乎已经摈弃了此前用行政力量强压房价和人为干预购房交易行为的思路,而转向试图通过打破原有捆绑在房屋产权上的诸多显性或隐性权利(大力提高租房人的权益),来破解老百姓“买房享福利、买房才有尊严”的固有思维
这种思维变化也反映了监管层对下半年楼调政策的倾向:从行政化思路重新转向市场化引导,不轻易再出短平快但中长期负面影响很大的行政调控政策。
研究员注意到,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中住宅投资同比增长10.2%,增速比1-5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重点城市住宅投资增长9.5%,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销售方面,1-6月,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4662万平米,同比增长16.1%,增速比1-5月提高1.8个百分点,结束了此前连续7个月的回落。尤其是6月的销售面积,实在让人震撼——接近2亿平米。而前5个月,月均销售仅1亿平米出头。作为传统不算太旺的6月,这个纪录,让人瞠目结舌。
此其一。
21世纪经济报道日前披露,素有楼市“晴雨表”之称的燕郊。调控仅4月,环京楼市便上演了一出从癫狂到冰冷的两重天格局。报道绘声绘色地描述“在燕郊著名的“售楼处一条街”两旁,部分销售中心已经上锁歇业;在一个仍开放的销售中心里,有大约十位销售人员坐在室内玩手机、闲聊;还有开放的销售中心中甚至空无一人,只留有三位工作人员。”报道并称“调控前非常疯狂的燕郊楼市目前已经陷入了冰冷局面。中介转行或者裁员,投资者抛售,房价逐渐跌回2016年10月水平”,区域最高跌幅约为38.4%,最低跌幅约为13.6%。
而燕郊楼市并非局部个案,易居房地产研究院《6月住宅成交报告》显示,6月份50城市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减少5%。从环比数据看已连续3个月环比下跌。其中,三类城市加速分化,一线城市降温最明显,只不过,廊坊等环京城市成交领跌全国。而在土拍市场上,在青岛、天津、南昌等热点城市推出的地块,大多以底价或低溢价率成交。
在研究员看来,尽管上述机构披露的情况仍无法排除片面性,但其至少部分程度反映了:在先后经过两次或三次针对本地人和外地人限购限贷限价等行政性政策后,对部分炒作情绪浓厚的市场杀伤力已经足够,并不适宜进一步按原有的行政路径进一步加大政策压力了。
当然,下半年楼市不是完全没有新的政策压力,但主要集中在部分并购凶猛的大型房地产企业上。
也就是说,一是下半年总体上房企的融资依旧是一个趋严的过程(但影响的主要是大型企业,中小企业还能恶化到哪里去?)。二是监管层下半年对房地产领域可能产生的任何金融风险同样是高度敏感,特别是对于融创、复地、万达、恒大等正谋求产业转型的企业资金链安全问题、海外并购的信贷资金审查将更趋严格。万达、复地、融创旗下上市公司在相关督查消息爆出后的频现闪崩,也说明了市场对此的恐慌,而这些龙头公司遭受的质疑,对于其他中小房地产企业及公众对房市的预期,是有示范效应的。这是房地产企业下半年主要的风险所在。




下半年房价如何走?上涨大趋势不会变但分化加剧!

(接上文),我在上文中对决策层推“租售同权”背后的楼调思路变化进行了阐述,那么在此新思路下,下半年房价会怎样走,房子还值不值得买?
但这个问题想要准确回答又非常难。因为:
一般来说,一线和绝大部分二线城市,以及部分东部沿海三四线经济发达的特色小城市,因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和对人口的吸引力(房地产史就是人口史),未来数年(至少五年吧)的大趋势仍是涨。而大部分中西部三四线小城市,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步入滞涨,甚至实质性下降的通道,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只会加剧而不会缩小。
不过,跟上面市场化主导下房价趋势相反的是,出于“和谐社会、均富”等民生需要考虑,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房价上涨冲动最大的区域,反而政府调控的压力也最大,所以我们看到一二线城市常年处于政策调控的压制之下,但是房价是越调越涨,而三四线城市是一直处于鼓励保护状态,但却越鼓吹越下滑。
三则是房地产市场存在各种业态,大致分为三类商品房(住宅,包括了小产权房,也就是平常大家说的最多的买房卖房概念)、商业地产(商铺、写字楼等)和工业地产(厂房、工业园)。本来按照国外的规律,从城市化率+人口年龄分布来看,中国近几年应该是商业地产涨速>商品房>工业地产,但中国电商、餐饮、物流等互联网线上的崛起打破了这一规律,导致在大部分城市商品房涨幅都明显快过商业地产和工业地产。而在不同城市商业地产和工业地产表现又不一。
四是现在房地产业的“企业寡头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也就是全国排名前20的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高,而地域性中小民企受资金、管理等方面制约,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在一线城市基本上现在就是全国性知名上市民企和国企,竞争或合作瓜分天下,二线城市还残余少量本地龙头企业能活着,三四线城市则是本地小企业小打小闹,但凡有个知名企业都是不得了的。结果就是在同一个城市同一区域,寡头企业与小企业开发的项目,质量、价格、保值性差别也很大。
个人以为,这个问题或许准确一点应该这么回答:
但从结构上来看,房价走势的地域分化会越来越严重,从行业格局来看,寡头化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无论是今年,在未来几年,大约都应该卖掉中西部三四线的房子,买入一二线或中东部经济发达区域三四线的房子;在同一城市,也应尽量买入国企或全国性知名房企的房子而卖出哪些地域性小民企的房子。
至于说全国人均住房40.8平米的“被平均”,自然也就是一二线人均住房严重低于这个标准,而三四线城市则明显高于这个标准,并无什么实际意义。




一二线城市房价“伪”跌,土地供给减少成未来房价重要支撑!

据7月8日的统计局数据显示,一二线房价终显颓势,三四线城市接棒上涨——
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平均涨幅均连续9个月回落,6月份比5月份分别回落2.6和1.9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平均涨幅连续7个月回落,6月份比5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二手住宅价格同比平均涨幅连续5个月回落,6月份比5月份回落0.1个百分点。
但是,事实情况真的是如此吗?
很多地方出现抢地潮。上海要摇号、南京摇号,武汉摇号……买房仍还需要摇号的地方房价下跌,这不是在颠覆了金融学常识
研究员还注意到,土地供应已经连续两年下滑。这是预期未来房价难以出现持续性下滑的根本。
◆在市场成交量方面,二手房签约量创27个月以来新低。
来自一家大型房产中介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5月二手住宅市场实际签单量环比4月份同期下降34.2%,新增客户登记量也环比4月份同期下降11.9%,市场交易活跃度已跌入谷底。截至5月30日,合计月内北京二手住宅签约10236套,预计全月签约在1.1万套以内,是最近27个月的最低值。
◆在这么低的成交量前提条件下,房价下跌数据是会失真的。
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5月北京二手房成交均价环比下滑2.4%,通州区、亦庄开发区跌幅最大。市场顿时哗然!
假设本来大家都在观望,成交量接近于零,突然某个小区有两个业主急于套现,挂牌价下跌20%也愿意出手,表面上整个区域的二手房市场整体下跌了20%,其实不过是几套房的事。
《证券时报》称,通州龙湖大方居近期成交的二手房中,确实有较最高点下跌20%的户型。果园附近的房产中介人员称,龙湖大方居属于两限房,目前刚满5年。部分户主急于出手的原因一般有两类,一是前期已经订下改善型目标房,但没想到3月份突然出台更严的限购政策,导致房价下跌,不过只要降幅不超过改善房的违约金,业主还是可以接受的;二是位置、户型不好的业主急于变现。
此外,该公司已经明确要求,不符合单价的房源挂不了牌、进不了系统。你卖得太低了,吃相太难看,根本不让进系统,于是乎,房价又稳定了。
◆很多地方出现抢地潮。合肥、苏州、扬州、武汉、北京、广东等地都出现抢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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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土地出让最多的50大城市合计土地出让收入达到10103亿元,同比2016年前5月上涨33%。开发商拿地热点仍然不减。碧桂园、保利、恒大、中海、首开这些攻城掠地的企业都是白痴,明知房价即将大跌,还在抢地?因此,这些地区房价下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土地供应已经连续两年下滑”是预期未来房价难以出现持续性下滑的根本
15年北京土地出让金是多少?1960亿。去年才到前年的差不多40%,这还没有将进两年土地出让金的溢价算入进去,实际土地出让总面积大幅下降。
翻看一线城市的库存量可知,目前一线城市库存平均已经只有6个月左右,已经远低于12个月的安全库存标准。
如果一线城市不再建房,不出6个月,市场上将没有新房库存。
任总给出的数据是1:2.12。
什么意思呢?平均每竣工了1套房,就卖了2.12套,按照一线的6个月库存,这么个调控法,等到无房可卖,房价肯定要出大问题。



决策参考




总书记为何要对地方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显然,如果不将地方债的“责任”和地方相关负责人的“政治生命”锁定,就很难从源头上予以“控制”!
研究员认为,这意味着未来官员即使退休、调任、升迁,最终都要承担相应责任,以避免把债务责任推卸到以后的官员,产生跨代道德风险(防范“新官不理旧账”),从而能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发债行为,控制地方债风险。
◆研究员注意到,2016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呈爆发式增长,共计发行了1,159期,同比增长87.24%,规模60,458.40亿元,同比增长98.69%。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则有所下降,约为1.86万亿元,相较去年同期3.58万亿元规模几乎减半。可以预计的是,下半年发行规模、节奏都应当超过上半年。
至于具体风险点在哪里,研究员认为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
其次,地方政府“借道”举债、官员换届更让债务清算、偿还问题难上加难;
目前,决策层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新旧问题已采取一定措施。博览研究员相信在习总书记对地方债务问题的再次强调下,未来决策层还会推出更多的解决措施,地方债务风险将得到较好的控制。
当前中国地方债发行状况如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又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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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016年各地财报数据显示,多个省份债务率均超红线。其中债务率超过90%的,基本为中西部省份,包括陕西、青海、广西、宁夏、云南等。这些中西部省份近年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土地出让收入缩水,影响综合财力。另外,经过2015年债务清理甄别后,债务出现较大膨胀,推高了存量债务规模。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地方债发行规模依然居高不下,而地方政府总体债务规模也相对较高,面临的风险较大。研究员此前也已指出,“2015年中国政府债务率已达40%,其中2015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万亿元,债务率高达23.6%,远超美国地方政府13%-16%的负债率上限,也接近加拿大的25%上限”。
地方政府在举债上存在着这些问题
首先老问题较大,此前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受限下,只能通过融资平台举债,造成短债长投、资金错配,地方政府偿债成本和压力较大。
其次,地方政府“借道”举债、官员换届更让债务清算、偿还问题难上加难。
再者,有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不少“新变种”。
目前,决策层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新旧问题已采取一定措施。
接下来,就是理清旧债“堵旁门”。对于2014年底之前的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举借的,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清理。经过甄别,存量债务中有15.4万亿元属于地方政府债务。
同时,厘清政府与融资平台的关系: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要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由企业自己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但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要承担有限责任。
总结而言,此前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受限下,只能通过融资平台举债,造成短债长投、资金错配,地方政府偿债成本和压力较大;其次,地方政府“借道”举债、官员换届更让债务清算、偿还问题难上加难;再者,有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不少“新变种”:在一些地方,PPP和投资基金变成了“明股暗债”,亏了由政府资金“兜底”,这样一来,风险全部转到了政府一边。因此,如果不将地方债的“责任”和地方相关负责人的“政治生命”锁定,就很难从源头上予以“控制”!综合来看,习总书记此次从“人、事”的角度对地方债予以“约束和规范”,或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地方债务风险。




化解地方债风险要从金融事权上解决央地财政矛盾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最少的国家。财政部数据显示按预算内口径计算,在收入上,2015年中央和地方各占45.5%和54.5%;在支出上,各占14.5%和85.5%。
研究员认为,显然决策层对此已有所意识,正通过一些金融上的手段,譬如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发债权限不断扩大来扩大地方政府财权、协调央地财政矛盾。这也意味着,要想进一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们还需要在央地财权矛盾上做更多调整,推进金融改革、调节资金固化格局则将是有效的手段。
研究员注意到,自1994年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发债权限已历经了几大变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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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深层次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反映出了央地财权矛盾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最少的国家。财政部数据显示按预算内口径计算,在收入上,2015年中央和地方各占45.5%和54.5%;在支出上,各占14.5%和85.5%。”“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在财政收入上,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比例尚属正常,但在支出分配上,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以下的所有政府)所占比重之高,全世界无任何其他国家可比拟。例如,实行联邦制的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即在50%以下,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由联邦政府完成的。
同时营改增的绝大部分负担都是落在了地方政府身上,去产能更让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
综合来看,央地之间财权事权矛盾,较大程度上酿就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而地方政府发债权限不断扩大,则反应了决策层对此已有所意识,正通过一些金融上的手段来扩大地方政府财权、协调央地财政问题。而这也意味着,要想进一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我们还需要在央地财权矛盾上做更多调整,推进金融改革、调节资金固化格局将是有效的手段。



背景报道




非金融企业杠杆远高于国际水平,“清退僵尸企业”是关键!

目前中国的杠杆水平到底有多高?中国杠杆主要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僵尸企业对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影响又是如何?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国际警戒线为90%,中国这一水平远远超过警戒线54个百分点高出发达国家平均值60个百分点左右,高出新兴经济体国家平均值40个百分点左右
2015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报告称,全国工业部门中僵尸企业数量约占工业企业总数的7.51%。偿债压力比较大的行业大部分是处于上游的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电子、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采矿业等。
综上所述,研究员认为,经济去杠杆的重心应是“国有僵尸企业的出清”。相比国际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应该降到60%到70%左右才算合理,最高也要降到国际警戒线(90%)以内。
◆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结构一般包括传统的银行信贷,金融市场债务工具(债券),表外信贷(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与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再扣除城投债,所以得到:
根据该公式计算得到,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已经逐年累月上升到了目前的144%的高位。
再横向对比其他国家的数据来看,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不仅高于发达国家的美国72.8%和日本94.2%,也高于其他杠杆率较高的新兴国家韩国103.7%,和发达国家法国127.7%和加拿大119.2%。所以,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显著偏高。
另外一个衡量标准是国际清算行公布的偿债比率,也叫还本付息率,就是一个部门将多少收入用来偿还债务。偿债比率越高,说明一个国家要用越多的收入来还债,同时偿债比率的时间序列也可以表明一个国家的债务到期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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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根据麦肯锡的报告指出,2014年上半年,中国整体的杠杆率达282%,其中中国企业的债务已经占到了GDP的125%。相比之下,一般OECD国家、工业国家企业杠杆率在60%到70%之间。
◆政府部门的债务可以分为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两项。中央政府债务分为国债和政府支持机构债、政策性银行债,地方政府债务分为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和或有债务。因此政府部门杠杆率计算公式为:政府部门杠杆率=(国债+政府支持机构债+政策性银行债+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地方政府或有债务)/GDP。
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也就是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可以通过财政部公布的《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中指出,16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15.3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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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我们用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的居民部门信贷余额和GDP来衡量: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部门贷款余额/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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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僵尸企业”
2015年7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报告称,全国工业部门中僵尸企业数量约占工业企业总数的7.51%。按企业规模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中僵尸企业数量分别约1万家、5万家和13万家。
分行业来看,利用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僵尸企业比例最高的五个行业是:钢铁(51.43%)、房地产(44.53%)、建筑装饰(31.76%)、商业贸易(28.89%)和综合类(21.95%)。同时,国有企业、规模大的企业、年龄大的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并且煤炭、钢铁、玻璃、水泥等重点行业有更多的僵尸企业。
因此,研究员认为,经济去杠杆的重心应是“国有僵尸企业的出清”。相比国际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应该降到60%到70%左右才算合理,最高也要降到国际警戒线(90%)以内。




“混改”是国企降杠杆重要途径,更是大型民企的生命航向!

只有这个占据中国经济绝大部分,同时又是“心头肉”的这一块改革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因此,供给侧改革把“降国有企业杠杆”作为重点。
如今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小块头”的国企了,剩下来的都是“大块头”。所以,能够参与“国企混改”的民企,体量也不能差太多——
此前,百度李彦宏参与了联通混改;
……
事实上,民营企业搞混合所有制的“先锋”当属万科,也就在万科“归公”、王石功成身退的时候,地产界的另一位“王”,近来却频频踩雷:不仅旗下公司股债频繁遭遇“双杀”,更有传闻其在海外“激进的扩张”模式遭遇“最高层”的“关切”,甚至还有“针对性的批示”……
同样在房地产里面“混吃刨食”的两个巨头,命运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而此前那位不守本分,意欲与万科这位“名媛”纠缠,却最终被人家的“正经归属”打趴下的宝能系,如今也学乖了很多,不仅有样学样的“精准扶贫”,还大力宣传其“是社会公器”,更“重量级”的则是,此前在宝能旗下大肆践行收购战略的悍将:前海人寿,如今正忙着筹划成立公司党委……
6月28日,在汕头市潮阳区民政局举行的宝能集团扶贫济困捐赠仪式上,宝能集团捐款200万元。
6月30日,在广州启动的2017年“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上,宝能捐款1000万元。
前海人寿副董事长张金顺更透露,前海人寿正在积极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正在筹划成立公司党委
为什么现在把国企降杠杆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
国非金融企业杠杆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国有企业。截至2015年3季度末,国有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2007年出现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在:高分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水平提高,即在50%、60%、70%、80%、90%和95%分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2007年分别提升了0.28、2.35、3.3、3.78、3.24和1.32个百分点;而低分位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却出现了下降,10%、20%、30%和40%分位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下降了3.64、2.98、1.16和0.3个百分点。
反观民营企业,其负债率较2007年出现明显下降。从绝对值的比较来看,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整体低于国有企业,且差距呈明显加大的趋势。
也就是说,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远远高于国际水平,其中主要原因在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降杠杆自然成了决策层的工作重心。
在增量有限的情况下,该如何盘活存量?
而,研究员在上一篇文章中就已经分析到,这些低效率、高杠杆的企业主要是来自国有企业部门。
2012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克强总理在那几年高速推进“简政放权+创新创业”。应该说,在中国整个经济和金融没有出现类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国家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反腐败问题的时候,李克强是成功地利用了这两年多的时间把“创新创业”推到了一个高潮。
但是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核心并不是民营企业要发展的多好,而是我们占据国家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下一步该怎么做。以下几个重要的会议和讲话就已经给出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习近平指出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已经明确了大方向。剩下来的是,在这个大方向下,国有企业具体该怎么做。
国有企业杠杆该如何去?
于是,研究员注意到,近期越来越多的民营大佬们积极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现在剩下来的国企和央企都是块头相对比较大的,也只有这些民营寡头才有财力和资格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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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只有国企这个占据中国经济绝大部分,同时又是“心头肉”的这一块改革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因此,供给侧改革把“降国有企业杠杆”作为重点。也正因此,一些民营企业闻到风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未来20年要想混得好,就要参与混改,哪怕经济上受点损失,但是至少政治正确!
而在这个大是大非的“政策”问题上的立场是否明确、敏感,也就成为未来若干年,诸多大型民企、尤其是民企大佬们,兴衰荣辱的一道“试剑石”……



观察与思考




万科“归公”,BATJ纷纷“向组织靠拢”,给民资“树立榜样”

资本可以无国界,但是资本家必须得有国界!因此,BATJ、万科等“豪门”通过特定表达传递某些信号并不意外,此前,梁稳根和马云都曾经豪放的表示,可以把所有资产献给国家。在当前这种“氛围”之下,后续或许会有更多人做出豪放的表态!
如今,大佬们流行表忠心——
还跟着万达的脚步,高调的“落实”三项“针对性扶贫”;
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目前有关部门排查海外投资,关注高负债企业的传闻,王健林首次主动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在短短不足三个月的事件里,中国目前最大的四家商业银行和国内四家最大的互联网企业(BATJ)联系在了一起。
A2017年3月28日,阿里巴巴携手建行,打通信用体系;
J2017年6月19日,京东商城携手中国工商银行,金融业务合作;
……
首先,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不可动摇,不能与“理直气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指导思想相违背;
2017年6月23日,郭树清在其座谈会上的讲话,也为这些民营资本给出了方向:要建立有民企和外资参与的基金、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鼓励支持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等。要继续抓“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坚定不移地推进去产能。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坚决抑制部分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要深入开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
万科最终姓“公”,互联网巨头与国资银行巨头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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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中国互联网企业面对着一个“新现实”:互联网行业虽然一直在政府管控之下运作,但该行业也一直是中国最具企业家精神的行业之一,政府管制和干预最少,市场化程度最高。这些从20年野蛮生长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巨无霸”(BAT等)显然相比体制内庞大的国有企业而言是“颠覆者”。但如今,这类企业越来越需要与政府密切合作以实现成长。相比“颠覆者”,他们更像是体制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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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现象表明,中国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新兴混合所有制模式”开启:此次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相比之前则是相反,是国有资本主动要求参股民企改组的改革。
民资谋求发展的底线和红线
首先,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不可动摇,不能与“理直气壮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指导思想相违背;
2017年6月23日,银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带队赴农业银行总行,就银行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情况进行调研和督导,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实际上,研究员认为,在座谈会上,郭树清就已经为这些民营资本给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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